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彼岸的“虎媽”、來自耶魯大學的教授蔡美兒就這樣出名了。

　　談論孩子教育的書很多，但為什么“虎媽”的《虎媽戰(zhàn)歌》能夠如此這般地撩撥中美人民的神經(jīng)?

　　原因并不復雜，它是極端的個案。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似乎越來越喜歡極端的東西。越極端，越有人捧場，芙蓉姐姐、鳳姐都可作為明證。

　　我不想把“虎媽”比喻成鳳姐，這未免辱沒了耶魯大學的教授，但其成名的道理恐怕是一樣的。只不過，“虎媽”暢銷書的營銷策略更高明一些，它成功地給“虎媽”貼上了“中國媽媽”的標簽(雖然她是名副其實的美國公民)，于是“虎媽”的育兒經(jīng)成了中國式教育的象征，和寬容、多元化的美國式教育針鋒相對。

　　有趣的是，《虎媽戰(zhàn)歌》的中譯本標題被包裝成了《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jīng)》，似乎正好迎合了我們這個社會方興未艾的“成功學”氛圍。

　　在我看來，無論中國還是美國，“虎媽”不常有，“虎女”亦難覓，正如比爾·蓋茨也只有一個。他們都是極端個案，其經(jīng)驗并不足以為天下的父母和孩子所借鑒、仿效。“虎媽”的育兒經(jīng)我當然不欣賞，但我也不認同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對于“虎媽”的攻擊，因為不是每個退學學生都能成為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

　　至于和“虎媽”唱對臺戲的國產(chǎn)“貓爸”，我也疑心他言過其實。不是每個父母都可以像“貓爸”那樣幸運，能夠擁有“跳著舞就能上哈佛”的孩子。正如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名牌大學的教授媽媽。

　　其實，對中國的絕大多數(shù)父母來說，在教育子女方面，既做不到“虎媽”那樣的嚴苛，也不會像“貓爸”那樣的放任。他們通常總是在嚴苛和寬松中糾結(jié)著，是嚴苛多一些，還是寬松多一點，恐怕要因孩子、因家庭而異。我從來不認為，教育孩子有一個放之四海的成功模式。所謂“因材施教”是也。

　　教育孩子沒有模式，但大原則還是有的。魯迅在1919年寫就的《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提出父親對子女沒有“恩”，而必須要“愛”。如何“愛”，開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導，第三，便是解放，最終目的是讓他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先生的這些言論不僅在當時振聾發(fā)聵，今天也沒有過時。

　　理解、指導、解放，做到這三點，對為人父母者遠非易事。因為這意味著我們要把孩子當做一個獨立的個體，予以尊重，互相學習。但在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似乎并不愿意承認這一點，我們所認為的教育通常都是單向度的。事實上，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的老師，他們有成人所沒有的敏感、愛心和想象力，教會我們以另一種眼光打量這個世界。所以，理想的親子關(guān)系，是和孩子一起成長，互為師友，只有這樣，我們自以為是的愛才不會變成一種傷害。

　　生活中，我也嘗試著努力這樣去做。我家小女，年方12，成績中上，性格活潑，有些頑皮，不無叛逆——我讓她課余多讀經(jīng)典，她偏喜歡《哈利·波特》，而且讀了不止一遍;我讓她欣賞古典音樂，她卻獨愛流行歌曲，而且節(jié)奏似乎越快越好;讓她看電視新聞，她卻對某地方衛(wèi)視的娛樂節(jié)目情有獨鐘，而且已顯露追星傾向。我起初憤然，后來也坦然，甚至陪她一起看書聽音樂。我想，她喜歡某個東西總有她的道理，那些都是她們成長的印記。我和她成長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我為什么要把自己的喜好強加給她呢?當然，我也不會放任她，我會一直注視著她，給她指導，建議和幫助。我會督促她的學習，但也不想給她太大的壓力。如果她今后能上北大清華甚至耶魯哈佛，我當然高興、驕傲，但我并不期望她非如此不可。只要她長大后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于己無愧，于社會有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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