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對于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眾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luò),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之中。
如果把陶淵明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jīng)去世一百多。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qū)別。他對三國群雄為權(quán)謀的爭斗看得很透,這與魏晉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
我偏要這樣”
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而且,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于互相依賴,過于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yīng)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于是,我們眼前出現(xiàn)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在陶淵明看來,魏晉名士的獨立如果達不到安靜,也就無法長時間保持,要么凄凄然當眾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確實作出了奮斗的人物,但他們沒有為找回來的自我安排合適的去處,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綁架了。陶淵明說了,這個合適的去處只有一個,那就是安靜。
在陶淵明之前,屈原和司馬遷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tài)已與朝廷興衰割舍不開,因此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些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在三四十歲之間也外出斷斷續(xù)續(xù)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厝グ,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這樣一個陶淵明,應(yīng)該更使民眾感到陌生。盡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民眾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而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民眾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于民眾的關(guān)注之外。同時,也處于文壇的關(guān)注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學不了他的安靜,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他們的很多詩文其實已經(jīng)受了他的影響,卻還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是沒有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反響。好評有一些,比較零碎。直到宋代。
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fā)現(xiàn)陶淵明的光彩。蘇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幾百
前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于是,陶淵明成了熱門。
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霧遮蓋數(shù)百之久的,這種云霧主要是朦
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
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fā)現(xiàn)陶淵明的光彩。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霧遮蓋數(shù)百之久的,這種云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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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
有了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靜、優(yōu)雅。
他終于寫出了自己的歸結(jié)性思考: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形影神贈答詩》
“
大化”——
一種無從阻遏、也無從更改的自然巨變,一種既造就了人類,又不理會人類的生滅過程,一種絲毫未曾留意任何輝煌、低劣、咆哮、哀嘆的無情天規(guī),一種足以裹卷一切、收羅一切的颶風和烈焰,一種撫摩一切、又放棄一切的從容和冷漠——
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陶淵明認為我們既然已經(jīng)跳入其間,那么,就要確認自己的渺小和無奈。而且,一旦確認,我們也就徹底自如了。徹底自如的物態(tài)象征,就是田園。
(節(jié)選自余秋雨《重巒疊嶂間的田園》,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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