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從前當真有過這么一個倉頡，那末倉頡就是第一個過文字生活的人了，因為他既然是黃帝的“史”，總不見是自備資斧或枵腹從公的吧。

從此以后，這門生活就不住的翻新花樣：有的替人做文字的傭工，也同別的傭工一樣靠工資過生活，上至內(nèi)庭供奉的文學侍從，下至同門房跟班一律看待的私人書記，都屬這一類；有的簡直把文字作商品，跟顧客作現(xiàn)錢交易，上至賣碑諛墓，下至掛招牌，訂潤格，都屬這一類。總之，無論什么方式的文字生活，都是“自古有之”，不見得“于今為烈”。

但是這門生活是一向就叫人瞧不起的。從前人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就無非因其“人”靠“文”為生的緣故。

現(xiàn)在則只消提出“文字商品化”五個字，也就立刻判定了這門生活的罪狀。

不過，我們仔細查一查自來文人的生活，就可曉得這樣的判決未必一定是公平。

因為說“文字”和“生活”兩件東西決不應(yīng)該連在一起，那就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叫文人簡直不要生活，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又一是要文人做文字工作時別謀生活。

是的，我們查一查從前文人的詩文集，不但沒有稿費可拿，版稅可抽，并且還得自己拿出錢來刻。但是他們是怎樣寫成這些詩文的呢？這里邊就有個分等了。

在那種“資本”雄厚的文人，他從蒙童館慢慢爬上翰林院，先得墊一筆大大的本錢。到了翰林院待詔應(yīng)制的時候，雖然也不論字算稿費，卻已有俸銀可以養(yǎng)活，及至散館放外缺，這才不但從前的老本可以撈回，并且可以終身不愁衣食，于是他就有閑情別致來做他的“不朽之業(yè)”了。

至若資本不厚，或者官運不亨，那末下焉者就不得不做馬二先生，自將鋪蓋挑進文瀚樓，選選墨卷，偷閑到湖上看看女人，買幾個制錢的處片嚼嚼，到底飽不了肚皮。

上焉者就算做到昌黎先生那么的文名，也還免不得賣碑諛墓。然而賣碑諛墓就要算是文人的一大恥辱了，而其實跟前一種文人比較，也不過生意規(guī)模的大小不同而已；究竟誰是清高，誰是卑鄙，那也沒有什么尺度好做標準。

到了現(xiàn)代，情形當然又兩樣：“文字”和“生活”這兩個詞兒的連結(jié)更不能不密切。故若社會上暫時還需要文字這東西，而文人們又不愿受人豢養(yǎng)的話，那末我們似乎不便借口“文字商品化”的惡謚根本否定文字的生活；問題只在你所出的是何等商品，你的商品是什么質(zhì)地，你的商品能有幾何社會價值。

清代詩人趙翼的《后園居詩》有一首道：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做墓志，要我工為諛；言政必龔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為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后，孰能辨賢愚？或且引為據(jù)，竟入史冊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

又一首道：頻年苦貧乏，今歲尤艱難。內(nèi)子前致辭：“明日無朝餐。”一笑謝之去：“勿得來相干，吾方吟小詩，一字尚未安。待吾詩成后，料理?鹽酸。君見長安道，豈有餓死官？”

這兩首詩恰好可代表舊時文人的兩種生活態(tài)度。前一種可說是“為生活而文字”，只要“潤筆需”拿得到手，就不妨“聊以為戲”的。后一種則可說是“為文字而文字”，如果“一字尚未安”，那就“明日無朝餐”也要不管的。我們看目前的情形，這兩種態(tài)度大概都有人承襲。前一種“聊以為戲”的態(tài)度，我們當然認為要不得。就是后一種態(tài)度，雖然已比較的難得，也仍不能認為滿意。一來，長安道上雖可沒有“餓死官”，文場之中卻難免要有餓死鬼，所以這不管“明日無朝餐”的精神固然可取，而必要等到長安道上奔走之余再來做文字，那怕就不見得有好文字做出來。二來，我們也要問，這“未安”的“一字”安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好處？倘如說你一

字安了之后，也不過落得你自己的心境一時安適，那末你也大概犯不著害得尊夫人明天沒有早飯吃吧。

所以，這自古有之的文字生活里邊果真有“新生”可尋的話。我以為應(yīng)該從這兩種態(tài)度以外去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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