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jīng)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jīng)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
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shù)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huán)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xiàn)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tǒng)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fā)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zhàn)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jù)“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jīng)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fā)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出現(xiàn)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fā)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jīng)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jīng)濟的正常發(fā)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chǎn)有所發(fā)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關系，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chǎn)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贊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shù)敏感的發(fā)現(xiàn)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shù)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tǒng)治的可能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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