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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簡介：曾琦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長大后因傾慕韓琦之為人，改名琦、字慕韓。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縣響石鎮(zhèn)漣魚蕩的一個富裕的官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朝末年在廣西做小官，因而全家遷居桂林。曾琦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tǒng)的封建教育。1908年春，曾琦考入桂林中學堂讀書。不久，其父母相繼去世，遂與其兄變賣了家業(yè)。扶雙親靈柩返回四川祖籍。1909年春，曾琦考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與王光祈、魏時珍、周太玄、李頡人等人同學。后轉入法政學堂讀書，并利用課余時間為報刊撰寫評論文章，因而小有名氣，曾被《成都商報》聘為主筆。辛亥革命前后，曾琦曾經(jīng)執(zhí)筆于《商會公報》、《四川公報》，并在重慶創(chuàng)辦《民國新報》、《群報》等。

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1913年7月，四川國民黨人在重慶集會響應孫中山發(fā)動的“二次革命”，8月成立四川討袁軍，推舉熊克武為討袁軍總司令，楊庶堪為四川民政部長。曾琦遂趕赴重慶，追隨熊、楊參加討袁戰(zhàn)爭。四川討袁軍分兩路進攻成都，但因寡不敵眾，終遭失敗。曾琦在討袁之役失敗后潛回隆昌。1914年，曾琦到上海，進入震旦學院學習法文，與同學左舜生、李璜等關系較深。

1916年春，曾琦東渡日本。他先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秋后入東京中央大學攻讀憲法及行政法。在留學日本期間，曾琦與易君左等二十余位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華瀛通訊社”，為國內的多家報刊撰寫稿件，提倡國家主義。

1917年7月，張勛導演了一場復辟的鬧劇，康有為也參與其事。當時曾琦正在日本房州避暑，他給梁啟超寫了一封信，勸梁啟超慎重行事，繼續(xù)提倡國家主義。

1918年夏，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遭到國人的強烈反對。中國留日學生也紛紛罷學回國。曾琦哀嘆“人生最不幸之事，莫過于中途輟學”，但還是激于民族大義，于6月25日回到北京。

回京后不久，他就與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fā)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經(jīng)多方籌備，學會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確立“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此后不久，曾琦離開北京，到上海編輯學生救國會主辦《救國日報》。在此期間，他還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習《易經(jīng)要旨》和《國學大綱》等。

曾琦對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抱同情的態(tài)度，認為“國家前途一線光明，全系于此”，但并未投身這場運動。8月下旬，曾琦從上海乘船去法國留學。在法留學期間，他一面讀書，一面與李璜、周大玄等人組織巴黎通訊社，并充當上�！缎侣剤蟆返奶丶s記者，為該報撰寫通訊稿件，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少年中國學會在五四運動后開始分化。李大釗等信仰馬克思主義，從事革命活動;曾琦則反對李大釗等人的革命主張。他從法國寫信給左舜生，認為少年中國學會是純粹的學術團體，只能允許個人發(fā)揮其專長為社會活動，不能允許個人為政治活動。他還在給王光祈的信中表示，要“研究蒲魯東學說，擇要撰述稿件寄回國內”，以抵制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的傳播。

1923年12月2日，中國留法學生的左翼團體---中國青年黨在巴黎部區(qū)玫瑰村成立，曾琦被選為黨務主任。會上通過了曾琦起草的“中國青年黨建黨宣言”。其宗旨是：“對外，則以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為旗幟”、“對內，則以推倒禍國殃民之軍閥，實現(xiàn)全民政治為信條”。曾琦在《宣言》中宣布，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與中國國情不符。次年4月20日，青年黨在巴黎哲人大廳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曾琦被選為委員長。

曾琦不贊成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因此極力反對國共合作。他曾經(jīng)指使其黨徒鄔剛如盜竊了一份中共關于實行國共合作的文件，然后拿著這份文件去見旅法的國民黨人王寵惠、蔡元培、顧毓等。他又托國民黨右派謝持的女婿曹任遠，將那份文件秘密轉交謝持，為國民黨右派反對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提供證據(jù)。曾琦回國后，曾經(jīng)與謝持約定“內外夾攻”，反對國共進行合作。

1924年9月，曾琦與李璜、張夢九一起回到上海。他先后任教于大夏、同濟、法政、學藝等大學，積極從事青年黨的活動。10月10日，曾琦與左舜生、李璜、張夢九、陳啟天、余家菊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醒獅》周報，作為青年黨的黨報。曾琦任總編輯，左舜生任總經(jīng)理，曾琦連續(xù)在《醒獅》上發(fā)表文章，宣揚國家主義，反對馬列主義，辱罵中國共產黨和蘇聯(lián)。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結束后，孫中山應馮玉祥的邀請，決定北上“共商大計”。離粵前夕，孫中山發(fā)表《北上宣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兩項主張。段祺瑞則提出召開善后會議加以抵制。因此，在1924年下半年掀起了一個國民會議運動。曾琦反對這場運動，甚至認為是有人“乘機煽動、別有用心”。孫中山在北上途中經(jīng)過上海，曾琦由謝持介紹，晉見孫中山。他卻勸孫中山中止聯(lián)俄聯(lián)共，兩人辯論良久，最終不歡而散。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曾琦此時更加反對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他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使得國民黨不但失去了海外華僑的同情，也失掉了紳商階級的同情，“遂致已入黨者時起沖突，未入黨者裹足不前”。

五卅慘案后，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迅速推向全國。曾琦對運動持反對態(tài)度，尤其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他在《醒獅》周報上公開主張，工會應該由工人自行組織，“不必讓共產黨參加其間”;工會的一切言論觀點，只應該以擁護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愛國為限度，“不宜讓共產黨人主持筆政”，宣傳赤化;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宜輕用罷工的手段。

1926年夏天，青年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琦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興起，革命形勢迅猛發(fā)展。曾琦等人所鼓吹的國家主義不斷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揭露和批判，許多青年紛紛聲明脫離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派呈土崩瓦解之勢。

曾琦反對北伐戰(zhàn)爭，他認為北伐戰(zhàn)爭“不唯無直抵黃龍之望，抑且有根本動搖之憂”，他甚至“敢斷言其必敗”。但是，他的預言被北伐軍勢如破竹的軍事行動擊碎。北伐軍所到之處，撤除了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曾琦對此不能容忍，掀起了一個所謂擁護“五色國旗”的運動。他組織成立“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發(fā)表“保護五色國旗宣言”。

曾琦曾一再要求國民黨蔣介石結束國共合作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北伐戰(zhàn)爭開始前夕，蔣介石向共產黨進攻，提出“整理黨務案”。曾琦在《醒獅》上公開鼓動蔣介石，與共產黨“一刀兩斷，用武力排斥共產黨”。北伐進軍途中，曾琦宣稱，希望國民黨“毅然開除共產黨，以免內起蕭墻之禍，外貽赤化之譏”。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國內進步人士多方奔走，積極設法營救。曾琦此時也在北京。他非但沒有設法營救昔日的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友，反而“親自拜見奉系巨頭”，說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領袖，殺了他，共產黨的勢力必將消滅，“機會不可失”。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改變，屠殺共產黨人，曾琦對此非常贊賞，同時還提醒蔣介石，僅僅罷免“一二高級軍官，逮捕三數(shù)領袖人物”，是不可能制共產黨于死命的。

但是，蔣介石背叛革命，是要建立其獨裁統(tǒng)治。他不僅屠殺共產黨，也不承認青年黨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四一二政變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曾琦不僅繼續(xù)反共，同時也反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

1927年9月，曾琦去日本。不久，第一次下野的蔣介石也來到日本。

蔣的陪同人員陳銘樞曾住在橫濱與曾琦會晤，試圖調解國民黨與青年黨的關系。但蔣介石只允許青年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承認青年黨在國民黨外的存在，因而調解未能成功。1927年冬，曾琦返國，先后去北京、香港、天津、山東等地。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曾琦代表青年黨在天津《大公報》上發(fā)表《一致對外與一黨專政》一文，主張政黨休戰(zhàn)，一致抗日，并表示青年黨將停止對國民黨的革命行動，停止對國民黨的言論攻擊。蔣介石召集國難會議時，也邀請了曾琦等青年黨領導人。但由于曾琦等人對會議的內容、地點、儀式等有意見，所以未出席。

1934年10月，曾琦寓居湖南。適值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長征。曾琦積極策動湖南、廣西、四川的軍閥勢力，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并策動四川軍閥劉湘、鄧錫侯、楊森等圍攻川陜革命根據(jù)地。

1936年前后，曾琦與蔣介石有比較緊密的聯(lián)系。是年冬，曾琦、李璜赴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并勸蔣不要去西安，防止張學良、楊虎城的“腋肘之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曾琦于12月25日從太原致電蔣介石進行慰問。認為蔣的獲釋是“積旬日之呼號，動十萬之師旅”的結果。1937年1月8日，曾琦到浙江奉化面見蔣介石，與蔣“長談兩次”，提出了數(shù)項建議。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蔣介石于7月15日在廬山召開談話會。曾琦代表青年黨出席。他在次日的發(fā)言中，呼吁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1938年國民參政會成立，曾琦被聘為參政員。

1941年夏天，曾琦到香港。同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曾琦與梁漱溟一起，合辦民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在港期間，日本曾對曾琦進行秘密的勸降活動，汪精衛(wèi)曾與青年黨的骨干分子關楚璞密談，打算委任曾琦擔任偽銓敘部長。香港陷落后，曾琦得到日本駐港領事的保護、并乘敵艦潛往淪陷區(qū)上海。汪精衛(wèi)勸曾琦出任偽考試院副院長，曾沒有答應。

1944年冬，曾琦移居日本統(tǒng)治下的華北。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曾琦被蔣介石從太原接到四川，參加青年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曾琦又當選為青年黨主席。

抗戰(zhàn)勝利后，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雙方簽訂“雙十協(xié)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曾琦代表青年黨出席政協(xié)會議。他在會上以第三勢力的面目出現(xiàn)，極力主張“國民黨還政于民，共產黨還軍于國”。

1946年11月，青年黨撕下了“在野”與“第三勢力”的外衣，參加國民黨組織的偽國民大會，曾琦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主席。1947年4月，曾琦代表青年黨，與蔣介石、張君勱等簽署“共同施政綱領”，正式參加蔣介石反動政府，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

1947年夏，蔣介石決心“剿滅”共產黨，曾琦積極為蔣出謀劃策，得到蔣介石的鼓勵和嘉獎。1948年元旦，曾琦被授予一等卿之勛章。

1948年3月，曾琦參加國民黨的“行憲國大”。4月19日，他代表青年黨致電國民黨，祝賀蔣介石當選“行憲第一任總統(tǒng)”。會后，曾琦被聘為總統(tǒng)府資政。

1948年10月，曾琦到美國，繼續(xù)進行反共活動。1951年5月7日，病死于華盛頓，時年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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