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體系不同是聯(lián)系東西方哲學最首要的問題，在學術界長期引起中國哲學是否存在的爭論，因此界定哲學范疇就必然是一項根本性的建設。馮先生熟諳東西兩個系統(tǒng)的學術體系，從哲學史的角度一一對比，找出了造成兩方根本性區(qū)別及其因由。因為本書大致出自馮先生在美演講的稿件，又在美國最先出版并流行，書中并不提供對西方哲學基本常識的解釋，從我的角度出發(fā)我認為，不妨加入一些細節(jié)作對比分析，即可仿照著形成對中國哲學某些系統(tǒng)性的理解。
馮友蘭給中國哲學下定義為“對于人生的有系統(tǒng)的反思的思想”，反思以問道體，人生是為相用；而西哲的范疇大致可以概括為“批判性的理論思維”和“高尚的終極關懷”，以這個標準，自然是無法把中國哲學的“不離日用常行內”劃分進去的。而定義的范疇基于哲學的根本課題，中哲的根本命題為“將入世與出世統(tǒng)一起來（人生反思）”，入世與出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對應于西方的肉與靈，西方恰好追求的是肉與靈的剝離，這里就表現(xiàn)出雙方思維方式里中庸式的辯證與排中式的分析之區(qū)別，而思維方式又與其他客觀因素有關；西哲的根本命題在于追求真理，探討存在性，本體論，形上學等問題，這就規(guī)定了其對于理性的崇尚（理論思維），它認為“肉”是得到真理（終極關懷）的障礙，是與智性相違背的（批判性），無論“靈”的結果是哲學還是宗教，但都是高尚向“靈”的（終極關懷）。
這樣的命題從何而來，又把族群的思想帶向何方？我們知道思想往往是從思考生死開始的，因此在哲學的發(fā)端之前，各民族都會有一些神鬼，我們不妨把靈魂觀看作最原始的問題之一，我們來看中西方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中國發(fā)展到商周時期，已經有了完備的占卜方法并且官方化，政占合一，可能減緩了多神體系的形成，而且在事實上如果考慮占卜官的操作過程和政治目的，我認為它已經弱化了神的影響，為人的能動性提供了可能。于是便沒有產生一神的宗教，反而從《易》出發(fā)萌發(fā)了哲學思想，之后又產生了圣人的概念。圣人概念起初包含思想境界和執(zhí)行王道兩個方面，與后來“內圣外王”的說法一致，因此思想家就有了給出真理的權利，哲學家被推到處理眾生萬象的地位上，甚至從祭祀來看圣賢的地位僅次于天地和皇家祖廟，皇家又稱天子，那么從理論上絕對的圣賢也就掌握著應該屬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作為類似上帝的角色他自然就不再向神問天下事，而是反求諸己，平天下事，所以哲學家要考慮出世入世的人生問題，讀書人呢，就是貫徹圣賢之道，追求成為圣賢，佛家甚至主張人人都能成為圣賢，因此占卜官在先哲學家在后，徹底替代了宗教，支撐了中國人的哲學信仰。再看西方，在古希臘時期，已經存在了某些宗教，而占卜一直不作為入流的行為，甚至歸為異教，在哲學發(fā)端的過程中，收到了宗教影響的哲學家們無法脫離向神尋求真理的觀念，以至于提出靈肉分離，發(fā)展到奧古斯丁時哲學家來論證基督教義，所以早期西哲提供了很多支持宗教的觀點。再之后，社會上的問題交給政教合一的運行模式，眾生由神接管，哲學家則更多關心自我與真理，哲學走向單純的智性，嚴密的推理，以至于成為“概念的詩”。
中國的古代哲學與政治，西方的古代哲學與宗教，都是并蒂而生的，即使像有人所說的“中國文化精神基礎是倫理”，在早期也可以認為倫理與政治直接相關。然而宗教終究存在其虛偽本質，雖然它發(fā)揮了教化人心的作用，但也助長了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神的子民可以把一切自私的罪過向神求得救贖，其本質似乎類似自欺欺人。宗教的美夢破碎之后，教義徹底不再提供超道德價值，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哲學，而且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而是終究會歸于人生反思，所以說中國哲學的未來是東西方傳統(tǒng)的對接。
另有一些客觀條件影響著中國哲學的產生。書中提及大陸國家的地理特征，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經濟社會模式，以及其所催生的家族制度，對大自然和順遂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推崇，還有‘’中庸”的思維方式，語種，分封制下士人階層的形成等。最終在先秦時期產生了陰陽、儒、墨、名、法、道、縱橫、雜、農、小說共十家學說。
結合文本與討論內容，我在上文中加進了不少個人的理解和猜想，有些觀點可能太過草率和幼稚，才疏學淺，望批評指正。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yy-art.cn/dushubiji/1267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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