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很多事情靠公事公辦,往往辦不成。在社會上尋找有用的社會資源,建立自己的關(guān)系網(wǎng),十分重要。

　　清代巨商胡雪巖既善于經(jīng)商,也善于經(jīng)營自己的關(guān)系網(wǎng),其精明之處在于,善于抓住不同人的特點,投其所好。

　　在胡雪巖所處的時代,要經(jīng)營勢力,離不開銀子。胡雪巖深諳此道,自然也不會吝惜銀子,甚至到了有“求”必應(yīng)的地步。時任浙江藩司的麟桂調(diào)署江寧藩司,臨走時,在浙江虧空的兩萬多兩銀子需要填補,于是找到胡雪巖,他二話沒說,爽快地應(yīng)承下來。麟桂派去和胡雪巖相商的親信也“激動”不已,稱胡雪巖實在是“有肝膽”、“夠朋友”,讓他一定不要客氣,趁麟桂此時還沒御任,有什么要求,盡管提出來反正惠而不費,麟桂一定肯幫忙。

　　胡雪巖沒有提出任何索取回報的要求,只希望麟桂到任之后,江寧方面與浙江方面如有公款往來,能夠指定由他的阜康票號代理。

　　這一點要求,對于掌管一方財政的藩司來說,自然不費吹灰之力。

　　事實證明,胡雪巖的投資是有眼光的,最終,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為了與左宗棠拉上關(guān)系,胡雪巖頗費了一番心思,他初次拜見左宗棠時,左宗棠聽到些關(guān)于胡雪巖與太平軍關(guān)系的傳言,頗多戒備,甚至不給他讓座,“涼”了他一把。而胡雪巖最終還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引為知己。由此,左宗棠成為胡雪巖在官場上更有力量的靠山。后來,也是因為左宗棠的大力舉薦,胡雪巖得到朝廷特賜的紅頂子。

　　胡雪巖取得左宗棠的信任,只是做了兩件事:

　　第一,獻(xiàn)米獻(xiàn)錢。胡雪巖回杭州,帶去1萬石大米和10萬兩銀子。本來,這1萬石大米有一個名目,就是當(dāng)初杭州被圍時,胡雪巖與知府王有齡商量,由胡雪巖冒死出城,到上海采購大米,以救杭州糧絕之急。胡雪巖購得大米1萬石,運往杭州,但無法進(jìn)城,只得將米轉(zhuǎn)道寧波,現(xiàn)在,杭州收復(fù),胡雪巖將這1萬石大米運至杭州,且將當(dāng)初購米款兩萬兩銀子,面交左宗棠。他既回復(fù)了公事,以此證明自己并非攜款逃命,又無償捐給左宗棠1萬石大米。那10萬兩銀子,則是胡雪巖為了敦促攻下杭州的官軍自我約束不要擾民而自愿捐贈的犒軍餉銀。

　　清軍打仗,為鼓舞士氣,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攻城部隊只要攻下一座城池,3日之內(nèi),可以不必遵守禁止搶劫、奸淫的軍規(guī)。胡雪巖獻(xiàn)出10萬兩銀子,是要換取官軍守法。

　　第二,主動承擔(dān)籌餉重任。左宗棠幾十萬兵馬東征,鎮(zhèn)壓太平軍,每月需要的餉銀達(dá)26萬兩之巨,當(dāng)時,朝廷用兵打仗采取的是“協(xié)餉”的辦法,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錢,做軍隊糧餉之用,實際上,各支部隊要自己想辦法籌餉。聽到左宗棠談起籌餉的事,胡雪巖毫不猶豫地表示,他愿意盡一份力。

　　胡雪巖做的這兩件事,的確做到了對“癥”下“藥”,也是一下子“藥”到“病”除。

　　所謂對癥,因為糧食、軍餉都是左宗棠此時最著急、也最難辦的事。杭州剛剛收復(fù),善后是一件大事,要取得成效,首先要有糧食。當(dāng)時,鎮(zhèn)壓太平軍實際上是左宗棠與李鴻章協(xié)同進(jìn)行,太平軍敗局已定,左宗棠當(dāng)然想爭頭功,這個時候,糧草軍餉也是當(dāng)務(wù)之急。沒有糧餉,就無法進(jìn)一步展開攻勢,一旦“鬧餉”,部隊無法約束,就會釀出亂子。

　　胡雪巖解決了令左宗棠頭痛的難題,左宗棠哪里還有不賞識的道理!用左宗棠的話說,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不但杭州得救,肅清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難怪胡雪巖前去拜見時,左宗棠不僅讓座,而且談及籌餉時,他馬上吩咐留飯。

　　對癥下藥,說到底,就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投其所好。正如送禮,要送得合適,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對方喜歡。

　　而要對方喜歡,就要送給對方急需一時又沒有的東西。比如左宗棠求事功,胡雪巖正好送去能使他成就事功必需的東西,送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胡雪巖說:“送禮總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東西。”可見,他是深諳此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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