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清初著名人。清順治十四年（1657）進士，初官揚州推官，入為部曹，轉(zhuǎn)至翰林，任國史副總裁、刑部尚書�？滴跛氖�三年（1704）罷官歸里。工詩詞，論詩創(chuàng)神韻說。未仕時賦《秋柳》詩，嶄露頭角；官揚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詩名大起。詩作甚豐，著有《帶經(jīng)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居易錄》、《池北偶談》等。故居位于火神廟西夾道。生平 　　王士?是一代詩宗，主盟詩壇被尊為“泰山北斗”在詩壇上獨創(chuàng)詩論“神韻說”，由于詩論和創(chuàng)作順應了清初社會發(fā)展歷史潮流，反映由此帶來的詩風轉(zhuǎn)變的共同趨勢，又取得很高成就，產(chǎn)生廣泛影響，因被人屢以“博學善詩文”之名興薦，受到康熙召見，應康熙之命，擇取自己詩作300首為《御覽集》呈上，詩歌的秀雅與溫厚進一步贏得最高統(tǒng)治者的歡心，從此受到格外恩寵，屢屢得到親筆字畫的賞賜和康熙專讓為他寫的“帶徑堂”、“信古齋”兩堂額。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會文人中不多見的，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賞識，從而宦途通達，其詩起了相當?shù)妮o助作用。其詩得到了皇帝的褒揚，進一步確立并穩(wěn)固了詩壇領(lǐng)袖地位，引導了一代詩風。 　　王士?是一位政績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勤于著書，著有《帶經(jīng)堂集》、《漁洋詩集》、《池北偶談》等數(shù)十種560多卷，其詩論“神韻說”造詣極深，影響深遠，一時門生半天下，詩友數(shù)百人，他主持風雅達五十年之久，被尊為“一代詩宗”，“文壇領(lǐng)袖”。王士?之所以這樣顯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緊密相關(guān)的，他出生在一個世代仕宦家庭里，這個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葉前后二百多年間出進士31名，舉人46名，出仕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學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謂科甲蟬聯(lián)，簪纓不絕，人才輩出，成為“江北青箱”。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王漁洋先生萌發(fā)對詩文的興趣，除去本人勤奮學習，刻苦努力外，家學淵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素有山水之癖，每當投身大自然便詩興澎湃，一發(fā)而不可收，如順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為揚州推官，揚州為東南名勝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與諸名士詩酒文宴，來往甚密，并組織共同倡和，編有《紅橋唱和集》不少詩人以詩記載當時盛況，時傳為揚州文壇一段佳話，揚州5年是文學生涯中十分難記的歲月�？滴跞�十九年（1700年）編定《漁洋山人精華錄》大部分選自《典試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這些詩歌的產(chǎn)生均是“典試四川”、“祭告南�！毖赝镜谩敖�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詩刊歌創(chuàng)作的精華。 　　王士?蜚聲海內(nèi)的另一個原因是注重以詩會友；以文論交。他主觀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論貧富總樂于之結(jié)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與蒲松齡的交往。 　　蒲松齡是山東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與漁洋同時，而籍貫鄰縣，然而兩人社會地位及處理卻很不一樣，王士?身貴族勢居高位，而蒲松齡始終是個窮塾師。但王士?很賞識蒲松齡的道德學問，蒲松齡也很敬重王士?為官清正，及詩文造詣，彼此從文字結(jié)交為好友．蒲松齡著《聊齋志異》，王士?為之評點揚譽。除了文壇上的成就，政績也相當顯赫。26歲任揚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歷任翰林院侍讀、都察院、國子監(jiān)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書，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滴跞�十六年（1697年）王士?的子王啟彷官唐山縣令，唐山當時土脊民貧，對兒子以書生驟升縣令重任，王士?放心不下，專門寫下《手鏡錄》一冊給他，予以教誨，全書由數(shù)十條作官和生活經(jīng)驗構(gòu)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審慎處事，潔已愛民，雖然是讓兒子，“置座右”實際上，也是王漁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寫照。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m.yy-art.cn/shici/shiren/467314.html

相關(guān)閱讀：宋?
施肩吾
劉長卿
《江上漁者》范仲淹 賞析
曾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