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帝及其時代
海內(nèi)外華人大多自詡是黃帝的子孫,尊奉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共祖"。這一虔誠的信念是維系中華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堅強紐帶。但對于這一"共主",以往學界多作為傳說來看待。這一觀念的產(chǎn)生,則源于現(xiàn)有史書對黃帝記載的語焉不詳及諸多記載的前后矛盾與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讀到有關黃帝的事跡,并非直接從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譯傳抄,故對黃帝真實性的存疑也理所當然。幸而大地無秘藏,隨著考古的發(fā)現(xiàn),從而得以解決這一疑問.戰(zhàn)國中期齊威王所鑄造的"陳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銘文中有關黃帝的提及可與現(xiàn)存史料相互佐證①,表明史料的可貴且可信。
既然黃帝是真實的,但何以有關其記載卻多有矛盾之處,諸如《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有?氏,生黃帝炎帝",《帝王世紀》又稱炎帝傳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黃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孫昌意之子高陽為顓頊;《史記?秦本紀》又稱顓頊之孫女修生子大業(yè),大業(yè)娶少典之女女華.這些典籍中有關黃帝的幾百條記錄可謂是矛盾重重.首先黃帝炎帝既同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過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顓頊為黃帝孫,女修又是顓頊孫輩,女修的兒子又娶黃帝的姊妹女華,這是決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釋這些問題或矛盾?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許順湛先生對其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即黃帝既是一個人,亦是一個族或部落.黃帝的名稱具備雙重意義,其部族的名稱與族的歷代首領或領袖的名稱是一致的。筆者是非常贊同這一認知的。黃帝是一個部族及其首領的世襲名號,并不是單純的一個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傳的,直到該名號被其它名號代替為止。黃帝時代亦即自黃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顓頊執(zhí)政。黃帝時代的大致年代,筆者亦贊成許先生的推斷,即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約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堯舜時代,對應考古學文化為龍山文化;堯舜之前為顓頊帝嚳時代,屬仰韶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早期,距今約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間;再之前即為黃帝時代,屬仰韶文化,距今約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間,其間華夏大地有許許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國,即"黃帝有萬諸侯"。正是由于黃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戰(zhàn)績,將當時眾多的部族匯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國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創(chuàng)造出眾多的燦爛文化.因此將黃帝作為其時代的代表和中華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當然。
二、黃帝活動的范圍
黃帝其人,既得證實并非漢代傳譯的先秦古史所虛構,而是由2350年前的戰(zhàn)國中期之人(齊威王)所鑄記,并多見當時人對黃帝的載述,則有關黃帝的事跡就非全然烏有。因此,可從先秦古籍摘譯勾畫出的黃帝行蹤,對應當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時空概念。
1.有熊:黃帝都邑,學者稱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鄭縣西北,此處有黃水,出于有熊山之黃泉,黃帝是因居于黃水而得名②。按新鄭縣西約60公里處,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區(qū)。
2.大隗具茨山:錢穆著引《水經(jīng)注》考稱,在新鄭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讀《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語氣,具茨山應是大隗山的支脈,所以黃帝向牧馬童探路,既問具茨之山,又問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鄭西南約60公里,黃帝應是迷路跑過了頭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兩省交界處,從新鄭南下約600公里。
5.阪泉:錢穆著引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考稱,其 地
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鹽池解縣東境,該處有蚩尤村。
6.涿鹿:錢穆著考稱與阪泉相近,在解縣之西約12公里處。
7.空同:即崆峒山,錢氏《黃帝故事地望考》稱在河南省中部的臨汝、許昌、禹縣及密縣之間,不在隴山之西③;其與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鄭)之西。
8.赤水:在昆侖山下④,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河水注》云:"赤水出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于河"。地在陜西省宜川縣之北,是知黃帝游蹤到過陜北。
9.昆侖:按昆侖山是中國最大山脈,西起新疆省蔥嶺,向東橫貫以至海濱,長達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侖東北走為祁連山(在甘肅省)、賀蘭山(在寧夏),綿延至陰山(在內(nèi)蒙古),正屬河套地區(qū)。黃帝既游陜北而登上昆侖之丘,便應是到了陰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為合理。
10.青要山:洛陽新安境內(nèi),《山海經(jīng)?中次三經(jīng)》云:"敖岸山又東十里,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憚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黃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黃河彎曲處,畛水從山中北流注入黃河,與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脈絡,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莊子》一書所載,比較齊威王銘記其高祖黃帝,約晚50年左右,而當時傳聞的黃帝活動范圍,應該是以河洛地區(qū)為中心,向北到山西,經(jīng)陜北,登內(nèi)蒙古河套北的陰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來去約1500公里的區(qū)域內(nèi)。晚于莊子約250年后,漢武帝時司馬遷記述黃帝的活動范圍,則是東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長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約相當于現(xiàn)今的河南、山東、甘肅、兩湖及河北等省,南北東西方圓皆1500公里的范圍,但都城已改遷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頗為分歧,本文不作詳談。從中不難看出,兩種記述雖略有差異,但共同點還是很明顯的,即黃帝活動范圍的中心是河洛地區(qū)。
三、黃帝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造
黃帝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造,以往的文獻多有記述,然學者們對有關記述黃帝時代的文獻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認可,有的不認可,有的只認可一部分,有的則半信半疑。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應以文獻為線索,現(xiàn)代考古資料為證據(jù),兩者相互結(jié)合,相互印證,就可證實黃帝時代是我國文化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大繁榮、大昌盛的時代,是形成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時代。
(一)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創(chuàng)造。物質(zhì)、生活資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會生產(chǎn)發(fā)展水平最直接的體現(xiàn),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帝時代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創(chuàng)造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1.陶器的創(chuàng)造�！段镌份d"軒轅做碗碟";《古史考》載"黃帝時有釜甑";《列仙傳》載"寧封子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識火自燒。"陶器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黃帝時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現(xiàn)了,最早出現(xiàn)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萬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黃帝時代,陶器的生產(chǎn)在人們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種類出現(xiàn)了大的繁榮,不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類,還有陶壺,陶罐、陶缽、陶盤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現(xiàn)了管理陶器生產(chǎn)的官員"陶正"及彩陶。文獻記載燒陶出"五色煙"即可能是燒制彩陶時的一種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現(xiàn)是制陶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不僅反映了制陶技術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繪藝術的出現(xiàn)和化學試驗與科學選擇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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