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東坡的學士形象，估計只要讀過書的都不會陌生。蘇軾的詩詞與散文，許多人耳熟能詳。倘在北宋， “蘇粉”自然比現(xiàn)在更多更癡更瘋狂。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和尚、隱士、酒店老板，甚至是不識字的農(nóng)婦，對蘇東坡的散文和詩詞都是欽佩有加。神宗皇帝在政治上始終疏離蘇東坡，但“只要吃飯中途放下筷子，一定是讀蘇東坡的詩詞或表狀�！睔W陽修說，他每次收到蘇東坡的新作，都會快活一整天。連蘇東坡的政敵王安石，死對頭章?，對蘇東坡的文采也是真心的欽佩。
至于尋常百姓，更是有崇拜到癡狂的：“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頌。”蘇東坡死后10年，朝廷曾禁止蘇東坡的作品，賞錢增至八十萬，但“愈禁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梢�，蘇學士特殊的文壇地位和文學魅力，還真不是吹的，完全能夠迷倒一大片。所以，到南宋孝宗皇帝，朝廷干脆順應(yīng)“民意”，不但對蘇東坡政治上“平反”，還謚封其為“文忠公”榮銜。圣旨和皇帝親筆題的序文印在各種版本的蘇東坡全集卷首。
名氣大了，就容易招風。中國自古崇尚“詩言志”，作為豪放派詩人的蘇東坡更是性情中人，隨時隨性的直抒胸臆，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緒都裸露到了朝野。作為藝術(shù)，這是一種至純至真，但作為政治家，這是大忌。蘇東坡所處的時代，正是改革與保守殊死相爭的階段，蘇東坡的地位又處于政治漩渦的中心，文字給蘇東坡帶來快樂和名望的同時，也給蘇東坡帶來了無盡的夢魘。文字可以有多種解讀，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場，可以讀出不同的答案。面對皇帝的誤解、反對派的曲解、政敵的牽強附解，讓蘇東坡無法辯解。特別是當他倒霉的時候，文字成了政敵深入剖解蘇東坡“異心和異見”的最好依據(jù)。尤其是晚年的蘇東坡，一再被朝廷放逐，有時候第一個流放地還未到，政敵又從他的詩文里挖出了新的罪狀，新的流放已經(jīng)接踵而來。一輪一輪的打擊，幾番死里逃生，靈魂震蕩，讓詩人不得不思考生命的真諦。
在儒、釋、道之間，蘇東坡的思想觀念里冶煉出一種新的混合人生觀。東坡居士成了蘇軾中年之后的一張新的名片。佛學思想使蘇軾在痛苦的人生憂患之中得到精神慰藉和解脫。但他不能接受釋家生命是負累和困難的理論，他覺得只要活著，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這種思想在其文學作品中的反映也越來越明顯。在參透榮辱得失苦樂進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煩惱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脫俗的升華，其樂觀曠達的博大胸懷，其空靈澄徹的精神境界，使其作品具有一種特殊的感染力。
無論是蘇學士，還是東坡居士，他始終沒有放棄作斗士。雖然，蘇東坡是一個失敗的斗士。蘇東坡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有襟懷蒼生的博大情懷，但他的仕途之路始終走得非常艱辛。雖然歷任皇帝私底下都崇拜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連皇后（太后）也成了他的朋友，但他的大部分歲月都失于流放之路，命運困于黨爭，生活厄于清苦，一直活在屈辱中。蘇東坡的失敗，歸根到底其實就是“文人政治”的失敗。
說到“文人政治”，托克維爾的那本《舊制度與大革命》，可能馬上會被人想起，自前年該書因一位政治要人的點贊而聲名?赫以來，書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現(xiàn)象，也引來無數(shù)關(guān)注。這位法國哲人描述了在大革命發(fā)生之際，深刻影響當時法國社會的一群精英群體，他們對日常具體事務(wù)一無所知，只關(guān)心制定抽象原則，宣揚普遍法則，而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讀書筆記蘇東坡就是一個典型的“文人政治家”，他有清晰的思想，有華美的文采，有果敢的行動，卻沒有政治家必須具備的韜略。他個性固執(zhí)、講話口無遮攔，討厭一切欺瞞和偽善。這種單純與真摯很容易讓他成為一個四面招風的靶子，讓他始終處于風口浪尖。
此外，作為文人政治家的蘇東坡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的人格中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他想通過當官實現(xiàn)更多的政治夢想，而對官場生態(tài)不聞不問。另外一方面，他對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又心向往之。這種想當居士、隱士的念頭，讓他在官場上斗志大打折扣，只要一碰到挫折，他就很容易悲觀泄氣，萌生像陶淵明一樣過隱居的生活想法。這種革命的不徹底性，使他在政策環(huán)境最好的階段，也沒有把握住機遇，致使反對派很容易東山再起，再次將蘇東坡的政治理想扼殺在萌芽狀態(tài)。
林語堂先生所撰的《蘇東坡傳》是英文版，我讀到的版本是臺灣著名翻譯家宋碧玉的譯本。盡管林語堂的作品文采優(yōu)美，但經(jīng)過中英文兩次折騰，味道已經(jīng)打了折扣，其意境和韻味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就像把米碾成粉，然后用粉做米飯，吃起來的味道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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