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原文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關，北濟渭之濱。
草木半舒坼，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卷無芳津。
高田長?櫪，下田長荊榛。農(nóng)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
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
始若畏人問，及門還具陳。右輔田疇薄，斯民�？嘭殹�
伊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
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鄰。濁酒盈瓦缶，爛谷堆荊?。
健兒庇旁婦，衰翁舐童孫。況自貞觀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降及開元中，奸邪撓經(jīng)綸。
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勛。因令猛毅輩，雜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幸臣輩，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隸厭肥豚。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
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叵叶f，長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來往同雕鳶。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
指顧動白日，暖熱回蒼?。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采?轉初旭，玉座當祥煙。
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艱屨，附之升頂顛。華侈矜遞?，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養(yǎng)，漸見征求頻。奚寇西北來，揮霍如天翻。
是時正忘戰(zhàn)，重兵多在邊。列城繞長河，平明插旗幡。
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
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云。廷臣例獐怯，諸將如羸奔。
為賊掃上陽，捉人送潼關。玉輦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誠知開辟久，遘此云雷屯。送者問鼎大，存者要高官。
搶攘互間諜，孰辨梟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
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
因今左藏庫，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
筋體半痿?，肘腋生臊膻。列圣蒙此恥，含懷不能宣。
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軸，內(nèi)庫無金錢。
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
山東望河北，爨煙猶相聯(lián)。朝廷不暇給，辛苦無半年。
行人?行資，居者稅屋椽。中間遂作梗，狼藉用戈?。
臨門送節(jié)制，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
禮數(shù)異君父，羈縻如羌零。直求輸赤誠，所望大體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敢問下執(zhí)事，今誰掌其權。
瘡疽?guī)资d，不敢扶其根。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
近年牛醫(yī)兒，城社更扳援。盲目把大旆，處此京西藩。
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非人所憐。
快刀斷其頭，列若豬牛懸。鳳翔三百里，兵馬如黃巾。
夜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xiāng)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
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死山間。
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
節(jié)使殺亭吏，捕之恐無因。咫尺不相見，旱久多黃塵。
官健腰佩弓，自言為官巡。�？种祷腻�，此輩還射人。
愧客問本末，愿客無因循。?塢抵陳倉，此地忌黃昏。
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昔聞舉一會，群盜為之奔。
又聞理與亂，在人不在天。我愿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頭出鮮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書，廝養(yǎng)為將軍。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賞析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是唐朝詩人李商隱于公元837年冬寫的一首長篇五言政治詩。其內(nèi)容涉及到晚唐社會危機的各個方面。全詩政論兼敘事，語言質樸，生動自然，視野開闊，氣勢宏大。
公元837年冬（唐文宗開成二年十二月），詩人從興元（今陜西漢中市）返回長安。途經(jīng)京西郊畿地區(qū)，目睹耳聞國事衰敗亂離，憂心忡忡，寫下這首長篇政治詩，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全詩分三大段。第一段從開篇到“及門還具陳”，描述途經(jīng)西郊所見鄉(xiāng)村荒涼殘破情景，并借用鄉(xiāng)民的話對唐王朝的衰亂頹敗敘述與議論。第二段從“右輔田疇薄”到“此地忌黃昏”，借村民之口敘述從唐初到開成年間治亂興衰，并揭示其根源。其中又可分為四節(jié)。第一節(jié)追敘唐前期社會安定繁榮情景，轉而敘述開元末年以來，李林甫陰謀亂政，安祿山飛揚跋扈，中央集權削弱，藩鎮(zhèn)勢力膨脹，民不聊生。第二節(jié)敘述爆發(fā)安史之亂，叛軍長驅直入，百姓流離失所，皇帝官吏望風而逃，藩鎮(zhèn)乘機叛亂要挾，國家陷于空前混亂。第三節(jié)敘述安史亂后唐王朝財源枯竭、賦稅苛重、藩鎮(zhèn)跋扈，詩人抨擊當權者腐敗無能，喪權辱國。第四節(jié)敘述甘露事變以來長安西郊遭受的天災人禍，百姓被迫為“盜”。第三大段從“我聽此言罷”到篇末，抒發(fā)對國事的憂憤，提出治亂“系人不系天”的治理國家的觀點。
作者追溯了唐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今昔對比，詩人認為顯示出中央與地方官吏的賢否，是國家治亂的根本；中樞是否得人，尤為關鍵�！袄再t牧伯，征入司陶鈞”是唐前期社會安定繁榮的原因，而“奸邪撓經(jīng)綸”則是國家由盛轉衰的根源。詩人抨擊拱手而立，膽怯如獐的“謀臣”、“廷臣”，指責“瘡疽?guī)资d，不敢抉其根”的宰相，揭露“使典作尚書，廝為將軍”的腐敗，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的無能批評。
涉及到社會危機的各個方面：藩鎮(zhèn)的割據(jù)叛亂，宦官的專制兇殘，統(tǒng)治者的驕奢淫佚，人民日趨窮困，財政危機，軍事削弱。作者由具體局部的事件和問題，延伸到對唐王朝開國以來盛衰歷史，以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問題的全方位考察與思考，視野開闊，氣勢宏大。
全篇彌漫著一種強烈的危機感，體現(xiàn)了詩人的政治敏感和憂國憂民。在離唐王朝的覆亡還有近七十年的時候，詩人就能如此鮮明而尖銳地將唐王朝的深重危機表現(xiàn)出來，足見詩人的政治敏感和膽識。
全篇具史詩與政論兼論。敘事既有細致的描寫，也有宏觀的概括；議論卓識時見，感情強烈。語言質樸，生動自然，一氣呵成，氣勢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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