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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塞詩人高適簡介

編輯: 路逍遙 關(guān)鍵詞: 詩人大全 來源: 逍遙右腦記憶


  簡介

  高適(約704年—約765年),字達夫、仲武,漢族,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縣)人,后遷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陽)。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騎常侍、渤?h候,世稱高常侍。

  高適與岑參并稱“高岑”,有《高常侍集》等傳世,其詩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洋溢著盛唐時期所特有的奮發(fā)進取、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開封禹王臺五賢祠即專為高適、李白、杜甫、何景明、李夢陽而立。后人又把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邊塞四詩人”。

  作品:

  邊塞詩

  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薊門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薊中作》、《九曲詞三首》等,歌頌了戰(zhàn)士奮勇報國、建功立業(yè)的豪情,也寫出了他們從軍生活的艱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邊將的驕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賞罰不明、安邊無策,流露出憂國愛民之情。高適有些贊美不義戰(zhàn)爭、歧視少數(shù)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蠻詩》等,是這類詩歌的糟粕。

  反映民生疾苦的詩

  這些詩比較深刻地揭露了統(tǒng)治者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如《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東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實地描寫了廣大農(nóng)民遭受賦稅、徭役和自然災(zāi)害的重壓,對他們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還寫過一些贊美“良吏”的詩,從“仁政”思想出發(fā),提倡輕徭薄賦,在當時也有一定的進步作用。[2]

  諷時傷亂詩

  大抵指斥弊政,對統(tǒng)治者的驕奢淫逸有所批判,如《古歌行》、《行路難二首》等。還有一些詩作于安史亂后,對政局流露出憂慮和憤慨,如《酬裴員外以詩代書》、《登百丈峰二首》等。

  詠懷詩

  數(shù)量最多,思想內(nèi)容比較復(fù)雜。像《別韋參軍》、《淇上酬薛三據(jù)兼寄郭少府微》、《效古贈崔二》、《封丘作》等,抒寫了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憂憤,對現(xiàn)實有所不滿。

  風(fēng)格

  “雄渾悲壯”是高適的邊塞詩的突出特點。其詩歌尚質(zhì)主理,雄壯而渾厚古樸。高適少孤貧,有游俠之氣,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給,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個性,故詩作反映的層面較廣闊,題旨亦深刻。高適的心理結(jié)構(gòu)比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詩多直抒胸臆,或夾敘夾議,較少用比興手法。

  高適詩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觀,故很少單純寫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時伴有寫景的部分,因此這景帶有詩人個人主觀的印記。《燕歌行》中用“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劃凄涼場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組成富有主觀情感的圖景,把戰(zhàn)士們戰(zhàn)斗不止的英勇悲壯烘托得更為強烈。高適在語言風(fēng)格上用詞簡凈,不加雕琢。

  高適以古之大將軍自詡,可見胸中豪氣端的千鈞。他縱酒馳獵,狂狷之處不亞李白,其所賦名篇《別董大》足以見其風(fēng)采。

  評價

  高適的詩對邊塞詩派的有著重要的作用。寫邊塞,蒼茫而不凄涼,賦送別,荒渺而不凄切,皆脫前人窠臼,開一代詩風(fēng),其詩又以厚重深沉著稱,擅長古風(fēng),所寫邊塞詩在冰寒之中包含著熱力,在荒涼之中蘊涵著活力,是邊塞詩派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高適為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與岑參并稱“高岑”。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洋溢著盛唐時期所特有的奮發(fā)進取、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開封禹王臺五賢祠即專為高適、李白、杜甫、何景明、李夢陽而立。后人又把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和稱“邊塞四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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