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當今不是個讓人感興致的話題，若要啃宗教歷史這條咸魚干那更是件苦楚的事。鑒于本文漫長你若不興趣嘗這種滋味就不用持續(xù)讀下去了。

　　葛吉夫與蘇菲的隱秘歷史　By Victoria LePage

　　蘇菲在靈性上屬于這個時代，這其中有著嚴密的聯(lián)系，它與世俗同志，與當代對真正常識的盼望相承。然而蘇菲的傳統(tǒng)積厚流光，在某些地區(qū)人們一直相信蘇菲派是伊斯蘭教的一個神秘分支，但大多數(shù)牢靠的材料表明蘇菲遠比穆斯林宗教長遠。有證據(jù)顯示，該兄弟會的觸角曾延長到諸多宗教和文化體系中去并持續(xù)了千百年，而它的成員曾被冠以“真理之友”、“神匠”，“導師”、“道中人”等等稱呼，這些名稱所傳播的時間遠比伊斯蘭教的歷史要久遠的多。“真理之友”們據(jù)說在穆罕默德在世時就已經(jīng)涌現(xiàn)在麥地那（Medina,2號與其它型號的關系，穆斯林圣地），后來在宣誓效忠穆斯林事業(yè)后他們采用了“蘇菲”這個名字。

　　“蘇菲“（sufi）一詞的釋出有多種來歷,九型人格溝通技巧之如何欣賞5號，這當中就包括猶太“卡巴拉” （Kabbala，猶太經(jīng)典）中出現(xiàn)的詞Ain Soph，意為“未可知”，還有Sophos，意為“智慧”。這些說明與很多蘇菲徒弟的觀點不約而同，他們宣稱與之相應的隱秘深邃的智慧次元是一切宗教的基礎。因此英國的蘇菲主義追隨者、作家Ernest Scott相信蘇菲傳統(tǒng)已經(jīng)使西方文化孕育到了一個我們很難意識到的水平，以至他甚至將其稱作“無形的傳統(tǒng)”。據(jù)他說，在摩尼教（Manichaeism，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和卡特里教派（Cathar，一種基督教異教派別）里，在中世紀歐洲的游吟詩人和宮廷弄臣中，在猶太卡巴拉的演變中、在煉金術中，甚至在基督教自身都隱藏著它巨大的影響。Scott引用阿富汗蘇菲大師Idris Shah的話道：“有跡象表明，蘇菲中最深層的秘密與西方基督教中的神秘主義有著密切聯(lián)系。”

　　Scott進一步援用十二世紀的蘇菲巨匠Hakim Jami的話暗示蘇菲主義絕非源自伊斯蘭，并斷言在斷斷續(xù)續(xù)的蘇菲傳布之路上留下了柏拉圖、希波克拉底、畢達哥拉斯和赫爾墨斯的腳印，也因而使蘇菲主義與古代希臘的神秘主義學校有了因果聯(lián)系。英國的神秘主義者本內特（J.G.Bennett，葛吉夫的學生）更聲稱蘇菲派是古代阿爾泰地域先師術士的后人和精神傳承者，而中亞一帶在長達四萬年甚至更久的時光里曾他們的腹地。他說，蘇菲從遠古阿爾泰薩滿那里繼續(xù)了宗教寬容、不凡的適用技巧和民主的理念，這些在當今都成為了他們的特點；恰是在西伯利亞一些傳授智慧的學校里他們學到了他們舉世無雙的臣服之道，即完整服從那個高于人類的準側，這也使他們贏得了一個綽號“上主之奴” （the slaves of God）

　　本內特從他的導師葛吉夫那里懂得到了許多蘇菲派的隱秘歷史。葛吉夫（George Ivanovitch Gurdjieff， 1877 – 1949），亞美尼亞-希臘裔的神秘家和精神導師，他曾在高加索和中亞各地廣泛游歷并在他碰到的一些托缽曾學校中接受蘇菲訓練。在本內特的著作《智慧之師》（The Masters of Wisdom）中記述道：

　　“葛吉夫對我說他是在高加索山區(qū)的洞穴和突厥斯坦（今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帶）錫爾河（Syr Darya）地區(qū)的石灰石巖穴里考核研討時了解到這些古代智慧學校的，我自從那時就曉得了中亞流傳著據(jù)稱始于四萬年前的蘇菲傳統(tǒng)。”

　　葛吉夫還告知本內特，位于法國多爾多涅被巖壁藝術威望步日耶（Abbé Breuil）指認始于公元前三萬年的的拉斯科巖洞（Lascaux caves）繪畫是晚期的薩滿蘇菲后裔所做。葛吉夫很當真的提到亞特蘭蒂斯的故事，并將其與前沙漠時代埃及（pre-sand Egypt）相聯(lián)系，他認為拉斯科的藝術家來自一個兄弟會，他們在七千或八千年前亞特蘭蒂斯淹沒時存活下來。他們是高度成績的智慧導師，這些完善的人控制了長生的機密，他們發(fā)跡的中心正好位于已經(jīng)沉入海底的亞特蒂斯大陸架，在他們遺留下來的鹿、美洲野牛和Aurochs（大野牛，已滅絕）的繪畫里傳遞著千百年來沒有破解的神奇史前靈性信息。

　　在舊石器時代，藝術和宗教還是一體的，世俗意識與宗教意識也未曾分別，精神和物資并錯誤立更沒有什么所謂專斷的邪惡勢力求謀推翻正義。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看待事物的立場都充斥了富有磁性的、綜合高級宇宙能量的光輝，葛吉夫稱之為“意識能量”（conscious energy）。在這樣一個同一的世界里偉大的啟蒙先師發(fā)展出了一套至今還使蘇菲主義卓爾不群的奇特靈性體系，通過這種方法腦筋的兩極化運動要遵從登峰造極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不斷的尋求回歸于一（the One）。葛吉夫信任只是到了后來一些更使人內在疏離的宗教體系才孕育哲學二元論的抵觸種子。

　　本內特繼承道，遠在閃族人（Sumerian）文明時期據(jù)說蘇菲派就成立了一個叫薩爾蒙社團（Sarmoun Society）的兄弟會，據(jù)葛吉夫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而且他們承當著在宗教沒落時期保藏內在教學并啟蒙雅利安（Aryan）傳統(tǒng)的義務。薩爾蒙（Sarmoun）一詞在古波斯語中意為蜜蜂，象征性的指兄弟會要像蘊藏蜂蜜一樣儲藏傳統(tǒng)智慧和超自然能量或巴拉卡（baraka），使之能被懂得并在須要的時候把這雙重“甘露”開釋回世界去。薩爾蒙這個詞還可以解釋為“開悟者”。相信至今在中亞的某個偏遠地方還存在薩爾蒙的秘密修道場合。

　　在《葛吉夫，創(chuàng)造新世界》（Gurdjieff: Making a New World）一書中本內特揣測說，約在公元前500年薩爾蒙從古代卡爾迪亞王國（Chaldaea，故巴比倫的一個國家）遷移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穆索爾（Mosul，今伊拉克），然后又北遷到底格里斯河的上河谷進入庫爾德斯坦山脈和高加索山脈。在那里由于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古波斯宗教）在波斯王朝崗比西斯一世（Cambyses I）的統(tǒng)治下的崛起他們也變得活潑起來。據(jù)葛吉夫講，后來薩爾蒙又移師中亞，從喀布爾（Kabul，位于阿富汗）到那里需要20天，從布哈拉（Bukhara，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出發(fā)則只要12地利間。本內特說“葛吉夫曾提及噴赤河（Pyandje）和錫爾河的河谷一帶，這象征著是在塔什干（Tashkent，烏茲別克斯坦首都）東南一帶的山區(qū)。“盡管葛吉夫從沒有明確表現(xiàn)他與薩爾蒙的關系或他在游歷中接受訓導的修道院的詳細位置，但他在自傳《與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中供給的很多暗示和線索指出薩爾蒙兄弟會的修道院應該位于喜馬拉雅山北麓，而且薩爾蒙兄弟會就是已知最古老智慧的掌管者也是葛吉夫非凡的神秘知識和力量的主要源泉。

　　葛吉夫是個帶著使命來到西方的人。他曾在高加索地區(qū)普遍游歷，可以想見他首先來到庫爾德山腳并參加阿迪長老（Sheikh Adi）的雅薩維（Yesevi）托缽僧帖克（tekke，即蘇菲聚落），而后在阿富汗地區(qū)的薩爾蒙兄弟會接受了各種啟蒙教導，那時他22歲。他身邊的人也稱他畢生都與隱秘的蘇菲派堅持著聯(lián)系并接受他們的輔助和支持。他確信自己是在他們的容許下在西方建立學校來流傳他在游歷中習得的宇宙哲學和心理學。然而只管遍歷中亞追求智慧的閱歷對葛吉夫來說是信手拈來，但葛吉夫仍是有意為他與托缽曾傳統(tǒng)親密接觸的細節(jié)蒙上一了層永恒的紗。這當然與蘇菲教派一貫的寡言緘默相一致。

　　葛吉夫，魅力超常的催眠師、地毯商、俄國密探，這位神秘非凡的人物是一個希臘-亞美尼亞裔游吟詩人的兒子，他深深地為父親歌謠中逝去的遠古精神所散發(fā)的輝煌著迷。這個孩子在15歲時就明白要去尋找失蹤的古代智慧，為此他始終付諸著大批的財力物力和精神，直到將近30年后他以神秘家的姿勢帶著無法招架的魅力呈現(xiàn)。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葛吉夫懷著偉大的勇氣率領一支人數(shù)宏大的俄國跟隨者穿梭東歐來到保險地區(qū)，這期間他們不斷冒險穿越布爾什維克和哥薩克人的陣線，最后終于在巴黎鄰近的楓丹白露落戶并建破了一個致力于學習和訓練人類精神自我轉型辦法的機構。這些在當時存在革命性的練習方式已經(jīng)確信包含托缽僧圣舞和音樂訓練，它們源自庫爾德斯坦的薩滿雅薩維集團，仿佛葛吉夫最初就是在那里接受的“靈魂發(fā)展”（soul-making）的蘇菲式訓練。

　　蘇菲的貝克塔什派（the Sufi Bektashi order）是從雅茲迪（Yezidi）教派發(fā)展而來的。雅茲迪教派是一個崇敬天使的神秘庫爾德人宗教分支，至今還存在于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穆索爾以北山區(qū)。依據(jù)英國E.S.Drower男爵夫人于1940年發(fā)表的關于雅茲迪聚落的論文，雅茲迪的重要守護天使是Malek Taus，他是一個孔雀天使與惡魔路西法（Lucifer，基督教里的腐化天使）相似。在雅茲迪宗教中黑蛇（black serpent）也作為神奇力量的代表受到尊敬——無疑從基本上來說這就是瑜伽中靈量（kundalini，昆達里尼）的象征和精神生理學闡釋的把能量提升的系統(tǒng)。雅茲迪信眾一方面在口頭上盡忠穆斯林，另一方面他們有自己的宇宙論、神話和典禮，這些特色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沒有多少共通之處反倒是與古波斯的襖教（Magian）和諾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信奉體系很類似。因為不斷的遭遇庫爾德穆斯林和土耳其帝國以及伊拉克和伊朗的穆斯林部隊危害，被斥為異真?zhèn)�雅茲迪部族多少乎被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目前只有少數(shù)孤立的部落留存，他們有的散布在庫爾德斯坦中部一些山區(qū)的洼地和俄國境內的高加索山區(qū)，有的則零碎疏散在敘利亞、黎巴嫩、安娜托利亞和伊朗。

　　阿迪長老（Sheikh Adi），13或14 世紀時一位著名的神秘家和大祭司。盡管他被認為是雅茲迪信仰創(chuàng)建者和孔雀天使的化身，但雅茲迪宗教和部族的來源應當更早。有人相信雅茲迪部族的先人可以追溯到諾亞，Adrian G. Gilbert評論道：

　　“我相信雅茲迪來自古老的迦勒底人（Chaldaeans，古迦勒底帝國）。他們曾經(jīng)從南方遷徙而來，而他們很可能是古巴比倫祭司中殘留下來的人并在亞歷山大的馬其盾時代后消散了。”

　　這確實吻合葛吉夫所以為的蘇菲派源自以高加索和中亞為中央的極為古老的靈性傳統(tǒng)，一如在雅茲迪信奉中的發(fā)現(xiàn)。然而，還有和多證據(jù)表明蘇菲派的發(fā)展早已超越了它最初的情勢并在數(shù)個世紀中一直擴展其教義。

　　有名的猶太學者和作家修·肖恩菲爾德（Hugh Schonfield）說，到公元三世紀為止在中東尤其是位于亞述王國中心的穆索爾一帶已經(jīng)有大量的蘇菲學校在瑣羅亞斯德祭司的支持下建立起來。那時大量為回避羅馬迫害分開埃及的猶太人融入了蘇菲派，這其中就包括特拉普提派（the Therapeutae）。特拉普提派屬于艾塞尼教會（Essene Order，猶太苦修教派），而后者主張把與上帝建立的“新契約”（New Covenant）浸透到冥想中。這個新契約波及到猶太改造，如制止軍國主義和以動物為就義，主張男女同等和財產(chǎn)的公正調配。特拉普提派不僅把這些他們奉為章程的啟蒙社會幻想帶進蘇菲傳統(tǒng),九型人格之一號完美型人的工作優(yōu)勢，還帶入了大量亞歷山大時代醞釀起來的赫爾米特-卡巴拉神秘主義（Hermetic-Kabbalistic mysticism）。因此肖恩菲爾德說：

　　“在埃及和中東一帶各路宗教融合并進，靈性上的混血兒開始鋒芒畢露……瑣羅亞斯德教和密特拉教（Mithraism）把他們的個性借給了猶太艾塞尼派，卻在赫爾米特和基督教諾斯替派那里找到了希臘式的表情，隨著羅馬帝國擴大到整個地中海周邊，與之相伴的各種信仰也開始了新的融匯之路。“

　　這樣，蘇菲派就不斷的受到新趨勢的鼓勵，而反過來蘇菲派也會激勵其他的教派。后來到了7世紀因為面臨肆虐的瘟疫、戰(zhàn)斗、地震以及信仰拜占庭基督教的希臘人的壓抑，文明發(fā)展奄奄一息，于是蘇菲的長老們決議廢棄瑣羅亞斯德教轉而效忠伊斯蘭教，后者絕對來說更有望重建人道。因此，領有巨大希臘傳承的波斯智慧傳遞到了穆斯林文明中并被穆斯林的圣人們傳遍世界各地。隨著黑暗的中世紀終結，伊斯蘭教在蘇菲的支持下帶來了希臘、羅馬文化藝術及做作迷信的振興。

　　信仰伊斯蘭教的摩爾人（Moors）對西班牙馴服闡明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15世紀前是完全可以和諧相處，不但如斯還創(chuàng)造了竹苞松茂的文化盛世；直到猶太人和穆斯林被驅趕到拜占庭，這才開啟了蘇菲派退居歐洲后方的途徑。就在那個世紀十字軍中的圣殿騎士組織（the Templars）在圣地遭遇了富嫡的撒拉遜文化（古阿拉伯人）同時把從那里吸取的蘇菲精髓悄悄帶回歐洲滋潤基督教的神學、藝術和天然科學。

　　隨著蒙古人的入侵歐洲文明迎來了一段艱巨的歲月，與此同時重多的蘇菲智慧源泉開始消失。而此時在中亞作為Khwajagan世系的蘇菲大師們把他們的學校退卻到了跨喜馬拉雅山的區(qū)域并保持辦學。Khwajagan們既不是博學之人也不是神秘的狂喜教訓者，他們很實際，平時勤奮的訓練吐納術和叫做zikr的冥想訓練；他們應用恥辱和貶斥作為考驗來克服自己的弱點，在蒙古人的鐵騎蹂躪西方的城市時他們還不斷建立起新學校、醫(yī)館和清真寺。有的人說這些大師與薩爾蒙無異而且直到今天還身處遠在喜馬拉雅的總壇領導著各級蘇菲，本內特把他們稱作“背地的總管“。實在那些后來留下來的蘇菲派也在不斷促進與其他各個神秘社團的聯(lián)系，比方與波斯和襖教的神秘社團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教派別），并不斷把影響擴大到東南亞一帶。

　　在巽他群島（Sunda Islands，東南亞馬來群島的一部分）他們勝利的與當?shù)匾恍┧_滿、佛教徒和道教徒融合在一起，在蘇菲的增進下于爪哇島（Java）上建立起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的藏傳時輪金剛密宗學校。成果后來一系列相互融合的神秘社團開端在寰球規(guī)模內扎根于由蘇菲、襖教的智慧和來自埃及艾塞尼的所羅門、赫爾墨斯智慧一起鋪就的酷愛自在的泥土中。正是這些泛宗教化的融會締造了多個逾越數(shù)個世紀的啟蒙教導：基督教圣殿騎士、沙特爾（the Chartres）主教、薔薇十字會（Rosicrucians）、光照派（Illuminati）、共濟會（Freemasons）及神智主義（Theosophists）等，所有這些組織都在為通過宗教和科學的方法構建一個免于宗教狹窄的新世紀做貢獻。

　　整個西方世界一直被這個漫長的蘇菲傳奇貫串而沒有覺察其參與，至少沒有意識到身邊竟然有這樣一個壯大的組織，在靜觀歷史演化的同時還保持著自己獨立于可見社會政治結構和宗教構造之外的等級、目的和世界觀。然而蘇菲大師們很明白通過把無法把持的壓制施加在人們身上的無意識境況必須終結，而覺悟的時刻正在鄰近。

　　17世紀初，在德國匿名出版的兩份薔薇十字會（Rosicrucian）宣言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標記著蘇菲首次冒險進入大眾視野。這些宣言據(jù)傳是為一個叫玫瑰十字兄弟會（the Fraternity of the Rosey Cross，就是薔薇十字會）做宣揚，其開創(chuàng)人據(jù)稱是一位基督玫瑰十字會（Christian Rosencreutz）成員。未幾，以高地德語出版的第三份宣言《基督玫瑰十字會的煉金術婚禮》（The Alche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creutz）也隨即問世。這些宣言中宣稱玫瑰十字兄弟會的精神源泉來自阿拉伯、菲斯（Fez，公元8世紀以來曾是蘇菲煉金術的發(fā)祥地）和埃及，而所有這些處所都是蘇菲的活動中心。而在薔薇十字會的淵源中，玫瑰十字兄弟會就是由巴勒斯坦的一個阿拉伯教派發(fā)展來的,九型人格。據(jù)Ernest Scott的發(fā)現(xiàn)：

　　“當認識到阿勒頗（Aleppo，位于敘利亞）的蘇菲大師Suhrawardi有一種稱為玫瑰之路的教導方法以及這種托缽僧修習方式在蘇菲派詞匯中與玫瑰一詞有著雷同的詞源時，有理由相信薔薇十字會是擁有蘇菲本源的。”

　　現(xiàn)在據(jù)我們所知，在薔薇十字會的一系列飽含關于一所“無形學校（據(jù)說這個被稱為‘插翅的學堂’是獻給民眾的）”的憧憬和革新的輿論出版后在歐洲引發(fā)一陣狂熱。有人認為這純屬愚弄，還有人認為這是上帝賜賚的千禧祥瑞。判若兩人，蘇菲派還是沒有被直接提及；但正如一股回春的暖風吹過新教和天主教的土地，這場由神秘宣言攪起的運動變成了促進變更的短效催化劑。它鼓起了僧侶和知識分子尋求教育、宗教和科學改良的浪潮，并有望迎來一個所有人的尊嚴和價值都得到承認的理想社會。

　　文藝中興時期的重要學者弗朗西斯·葉芝（Frances A. Yates）深信17世紀的這段時期應被正確的稱作“薔薇十字啟蒙期”（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從這個蓄積偉大的靈性智慧力量及道德觀和改進遠見的寶庫中孕育出了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和科技革新的時代。

　　薔薇十字會的教義中布滿了基督神秘主義同時滲透著赫爾米特卡巴拉天使學（Hermetic-Kabbalistic angelology）和煉金術的宗教哲學成分，他們宣稱宗教與科學不再對峙的啟蒙時代行將到來并會獲得空前提高，而整個世界的改革將預示著一股“會集真諦與光的偉大融流“注入這墮落的社會，就如亞當在天當感召光的浸禮普通。在那段時間里良多小的教會團體都擁戴這種主意，而自身就有神秘主義和赫爾米特淵源的耶穌會（the Jesuits）甚至采取了不少薔薇十字會的符號和象征物。

　　然而整個事件的進程受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伙同其政治聯(lián)盟哈布斯堡王朝的激烈回擊而終極流產(chǎn)，哈布斯堡王朝因此還挑起了著名的“三十年戰(zhàn)役”（the Thirty Years’War），迫使數(shù)以千計持不同宗教看法的人士帶著向往新世界的萌芽衣錦還鄉(xiāng)。故在后來的數(shù)個世紀里蘇菲派的進程不得不在隱秘中孕育。

　　直到更為寬容的20世紀到來蘇菲才終于可能公開露出自己。1921年，亡命在外的亞美尼亞大佬葛吉夫首先把這一切變?yōu)榭赡�。他�?0世紀帶來了一個很主要的訊息，正如我們能預感的，這正恰逢第三個千禧的到來。披發(fā)著強盛的吸引力、使命感和不凡的精力力氣的葛吉夫帶著靈性發(fā)展打算忽然登陸西方舞臺，首次讓歐洲的精英們意識到了東方的神圣跳舞和托缽僧的修習。據(jù)葛吉夫說所有這些都與阿爾泰薩滿教和西藏及中國的密宗有宏大接洽。

　　不外，蘇菲派從不認為僅僅有精神修習就夠了。個別來說，蘇菲文獻很少提及巴拉卡（baraka），這種通過饒恕感恩的有效方式能使靈性得到發(fā)展，而正是它具備重要意義。巴拉卡被一代代老師不斷傳授給新一代學生，據(jù)說那是一種銜接心靈中央的高感情能量，據(jù)本內特說，能使學生們做到超出他們才能之外的事。正是內在意識能量——高靈能量——的灌注，使得蘇菲的zikhr修習（禱告修習）富有功效。訓誡、苦修和情愿受苦也是少不了的，葛吉夫更樂意稱之為意識的勞作和蓄意受苦，他所說的蓄意受苦意指將自己置身于疼痛的境遇以便贊助他人。

　　當南方的蘇菲團體在擁抱愛和與上帝合一的神秘教義時，北方的蘇菲則受到了來自佛教的巨大影響，像Khwajagan就致力于從自我以及表象世界中全然擺脫。較守舊的南方蘇菲認為他們不正統(tǒng)，甚至責備他們把從西伯利亞薩滿那里學來的巫術帶到了北方。但無論怎么，葛吉夫看到這些托缽僧修習對西方有利，盡管一些較純潔的兄弟會如Nach’shbandi和Qadiri不認可，但他還是為所有樂意發(fā)展本身潛能的人設計出了獨特的程序。

　　在他位于楓丹白露的人類和諧發(fā)展機構里，葛吉夫訓練他舞蹈團里的學生按照托缽僧的節(jié)奏來舞蹈，這請求他們付出激烈的膂力勞動并和諧肢體以使身材提升到“高等意識狀況”從而有助于轉化能量。他還激勵學生們集中精力視察他們的思維、感到和本能的精神中心，以此作為到達高度自治的手腕，而這正是當前人類廣泛缺乏的，若是缺少它，葛吉夫強調，他是沒有措施主持和維持這樣一個大攤子的。葛吉夫的托缽僧之舞先后在各地的劇院公演，甚至包括享譽盛名的紐約卡耐基大廳，而歐美輿論無不驚呼其前所未見。葛吉夫說：

　　“神圣舞蹈一直是東方深情學校里教學的一門富有生命力的課程…… 這些體操有雙重目的：它們包括并傳遞著一種特定形式的知識，并且在同時成為取得生命和諧狀態(tài)的道路。”

　　他曾一度有意讓舞蹈團以傳統(tǒng)的方式運作，由于這中方式本來主要是作為古代寺廟里開示之用，是一種不經(jīng)過頭腦而直接把認知傳遞到更高中心的門路，這便是密宗（Tantra，譚催）之道。然而一場車禍使葛吉夫的健康遭受打擊，以致他為這個舞蹈團籌備的巨大規(guī)劃終結，而他也只好把重心轉向寫作，并傳授一些經(jīng)由篩選的人在思維層面上繼續(xù)他的工作。

　　蘇菲的預見、蘇菲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給予準確教導的智能是百試不爽的。從諸多方面看，葛吉夫著作的重大貢獻在于使西方熟習心智或靈魂的根本觀點——居于靈性活動和感觀功效之間的動態(tài)中心——當時弗洛伊德也同樣將此帶入了西方視線。否認相對中心的統(tǒng)一——也即轉變一邊是宗教和哲學一邊是物理科學的傳統(tǒng)對立——只是一個開始，葛吉夫以心理學為特色的通靈學在當時弗洛伊德學說和社會主義實踐盛行的時代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

　　葛吉夫的自我發(fā)展機構擴大到了許多國度，而且他的理念在60年代的新啟蒙活動中成為人們的共鳴。通過人們繚繞葛吉夫的方式和教養(yǎng)所引發(fā)的感興趣尤其對其中心特色的關注，葛吉夫才首次發(fā)表了一些關于暗藏在歐亞一帶的蘇菲派塔熱卡（tarekats）的信息。而在葛吉夫的培育下則出現(xiàn)了一派優(yōu)良的蘇菲主義作家：Guénon、Bennett（本內特）、 Ouspensky（烏賓斯基）、 Schuon,、Hazrat Inayat Khan和Idris Shah，這些人進一步為公家開啟了蘇菲世界之門。

　　在葛吉夫信奉體制里有一個重要中心就是世界創(chuàng)造維系原則，據(jù)他說源自一份古老的閃族人手稿，是由一位巨大的庫爾德哲學家發(fā)明的。這個原則可以被簡略的概括為“一切存在皆在保持并被其他存在維持著”（Everything that exists maintains and is maintained by other existences）。這是其他宗教沒有而蘇菲獨占的，它意指整個宇宙就是一張相互支撐的網(wǎng)絡系統(tǒng)，是“轉換能量的安裝”，而每一部門都在為其他部分提供應養(yǎng)。

　　這種互惠互補的準則統(tǒng)治著所有性命，也同樣應用于人與大天然的關聯(lián)。世界不是為人類而發(fā)明的，咱們都是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的。人類的運氣與地球的命運是彼此依附的，一個人的進化取決于其余人的進化，一個人的生存樹立在其別人的生存之上。人與宇宙的過程是密不可分的，一個人處于他察看范疇內的生態(tài)體系中的一局部，他必需為世界的進化跟本人的進化做奉獻。這就是宇宙的法令，也是舊石器時期的薩滿在數(shù)千年前所定義的。

　　葛吉夫從薩爾蒙那里得悉當初的人只是一種由盲目標作使勁和副作用力驅使著的自念頭器，他們的身份意識支離破碎，他們的意志簡直不存在。若不接收自己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全部世界，那么即使他工作自己也無可挽回。通過葛吉夫蘇菲派才得認為20世紀帶來對于生命的新教誨、新瞻望，這在70年前是革命性的：除非實現(xiàn)在地球上及通過地球關系到太陽系中的職責，否則一個人無奈在靈性上晉升；他必須通過給予那些曾經(jīng)給予過他的一切來償還他的“存在之債”。

　　人的遭受是精神上的雙重命運，豈但作為個體要進化，還要為身外的世界和他人的進化服務。葛吉夫談到，在這些相反氣力的互相作用下發(fā)生了超驗的第三者——即超我意識（conscience）的出生。這些相反力量間的緩和形式所產(chǎn)生的苦難正是宗教的真正規(guī)律，也僅在靈魂內在的和諧力量被喚醒時才干得到減輕，這力量就是超我意識或愛。跟著這個星球在生態(tài)在數(shù)十年間連續(xù)惡化，蘇菲的世界創(chuàng)造維系論——本內特稱之為“將來時代的主導理念”——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中肯了；現(xiàn)在當我們站在新千禧年的有利地位回溯時，我們能夠看到它已經(jīng)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志，興許就是開啟其實質意思的鑰匙。不論下一個文化的核心在哪里，那里必定能使第三種協(xié)調的能量運行，使超我意識回歸。那就是蘇菲帶給我們這一代的訊息，正如葛吉夫所帶來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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